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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拓邦丨金庸世界里的猎巫战争与武侠道德

蔡东

在金庸的世界里,名门正派的人打架,就必须遵守武德。 对前辈,一定要出半招,给老同志留够面子,不能让外人看到。 也不要让年轻人输得太惨,以免挫伤他们的进取心。 大家要有分寸,点击到底,就像在学术会议上发言一样,你好,我,大家好,最重要的是和谐的气氛。

即使存在真正的血腥冲突和宗派战争,世界上仍然存在大量的繁文缛节和道德限制了战争的方式和规模。 如果可以说话,尽量不要打架。 如果能打,尽量不要乱打。 如果可以公开斗争,就尽量不要搞阴谋。 即使打架,也不能伤害无辜的人民、妇女儿童,毕竟有舆论。 龙门镖局的事情,让少林对武当恨之入骨,却又不愿意直接开枪; 如果他们不能达成协议,他们就必须就规则达成一致,并将战斗限制为像团体竞技场这样的文学战斗。

然而,有两种方法不遵循这些原则。 一是让世界各地的英雄加入真正的战争。 这不属于武术事务的范围,自然不需要遵守武术道德。 第二种是名正言顺的门派在对付邪灵异端的时候,往往不讲武功。

(一)

贵族家庭与邪恶异端之间的战争与中世纪的政治迫害非常相似。

名门正派自称“武林正统”,多以侠义、锄强扶弱等传统道德作为立派的价值观基石,而邪教则为“异端”。 “不受此约束。 正派行“王道”,魔宗行“暴政”。 强调“善恶判断”,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武术的正统性。

正派行为的原则有很多,比如特别强调“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不搞偷袭、不乘人之危、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如果要用,就用“尊严之战,诚信旗帜”。

“是否正直”仍然是区分正人与邪教的重要原则:在正人的想象中,邪教、邪教都是黑暗的、不守规矩的,躲在阴暗的角落,密谋害人。通过不正当手段。 这与中世纪女巫在黑暗丛林洞穴中施展魔法的想象非常相似。 除了明教出于宗教原因刻意崇尚“光明”之外,黑暗似乎是妖魔异端无法抹去的颜色:黑木崖、黑风双煞、山东黑风社……甚至一些影视作品也会以日月神教为整体。 祭坛被放置在一个黑暗的山洞里。 既然都是山洞,能逃又何必呢?

铲除邪恶异端依然是影响武林存亡的重中之重。 中世纪的政治迫害除了消除异端之外,还有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 罗纳德·赫顿曾指出,人们普遍认为巫师有一种非物质的、奇异的伤害手段,使人无法自卫。 (《巫师:恐惧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异教徒的宗派功夫,让正派百姓头疼不已。 所有人都担心蓝翼蝠王的偷袭,担心五毒宗的用毒能力,更担心变异。 功大法、吸星大法都是不符合游戏规则的邪法。 而且魔教手段残忍,野心勃勃。 它总想称霸天下,成为强盗,这实在是令人不寒而栗。 对手如此残忍卑鄙,不遵守游戏规则。 难怪正直的老师要教育弟子:遇到魔教之人,要“以剑杀之,不问是非”。

黄药师、谢彦恪等外道,无恶行,退隐,也被视为邪道。 在罗纳德·赫顿的研究中,普遍的冷漠也是巫师的标志之一。 如果黄药师独居,不参加武会,不加入武林,就会背上邪灵的名号。 这也涉及到贵族正派痛恨邪恶异端的另一个原因:他们缺乏社交能力,破坏了武林界的向心力,是反社会的。 为了武术界的长久维护,这样的人物必须远离或者消灭。 到了神雕的时候,群豪对黄药师已经没有什么恶感了。 并不是标准变了,而是黄药师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为襄阳官兵服务的爱国技术人才。 他的玉笛再也吹不出神秘的蓝色大海潮乐,只能吹奏“最美的是夕阳红”。

所以,在名门望族的正派人士眼中,猎巫除魔,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江湖。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还需要讲道德吗?

(二)

道德还是要讲的。 沃尔泽和其他研究战争伦理的思想家倾向于将战争正义区分为战争正义、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 (《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以历史事例进行道德论证》,江苏人民出版社)

战争的正义性是指战争是否有正当理由。 按照沃尔泽的理论,战争的目的一定是正义的。 假设你为了夺取《葵花宝典》而与魔教开战。 即使你客观上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也不能说你是正义的。 战争正义,就是在战斗中少杀、慎杀,不滥杀无辜。 我们应该在战斗中使用积极的手段,除非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和绝对必要,否则不应伤害平民。 至于战后司法,主要是维护战后秩序和审判战犯。

与摧毁贵族家庭的魔教战争的道德成分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非常强调战争的正义性。 这是一场弘扬天下正义、铲除武林异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每个人生存权的生死之战……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理由响彻云霄,而似乎,不战,就会愧对天地良心。 这些理由都有鲜活的案件支撑,无论真假:日月神教嗜血成性,明教滥杀无辜,乔峰杀害父母师长……假设这些信息属实,就有足够的理由对于名门围剿魔教来说,其合法性简直就是正义之师批判百姓。 光明顶周围的人没有吃盆牛奶来迎接王师傅,只能说明他们的意识还不够。

但在战斗中,道德平衡被动摇了。 正派的人不会过多谈论好战的正义。 战争伦理研究者认为,正义一方往往出于道义愤慨而采取极端措施,从而导致战争的非正义性。 灭绝师太在对瑞金旗的战斗中就是如此。 砍断俘虏手臂,近乎歇斯底里地发泄愤怒,已经大大超出了战斗中使用武力的必要限度,违反了交战正义中少杀、多慎杀的原则。 但灭绝师太却有着自己一套自洽的道德推理:“我欲铲除妖魔邪徒,绝不会手下留情。” 显然,那么战斗过程中的残忍手段自然是没有道德缺陷的。

同样,正派的人在使用阴谋和陷阱时也不再有心理障碍。 如果打不过萧峰,那就攻击萧峰马车上的阿朱。 如果你打不过魔宗十位长老,那就请进瓮里,困在山腰里骂你,华山环保又隔音。 正人君子区分邪恶与异端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行事公开。 现在情况发生了逆转。 相反,邪恶异端却想指责正人君子:“五圣剑派,无耻下流,武功无敌,图谋害人。”

这种逻辑推到了极致,不但可以用任何手段对付魔教,而且可以用任何手段对付一切与魔教有关的人员,不分老弱妇孺。 。 嵩山派对刘正风的子孙弟子就像砍瓜切菜一样,只有定一大师敢打他的耳光。 并不是“没有人是男人”,而是英雄们无法同情所有与邪恶和异端有关的人。

丹尼尔·赫罗(Daniel Herro)等人的研究表明,在种族灭绝故事中,大屠杀之所以杀人,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有过错,而是因为他属于某个特定的种族群体。 他们把各种各样的人当作一个单一的对象,即把其他人降低为“本质”。 (《为何不杀光一切?对种族灭绝的反思》,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名门正派的流派在看待妖魔异端时,试图用几个关键词抓住这个群体的“本质”:卑鄙,邪恶,残忍。 这群人复杂的面孔、生动的性格,全部沦为一张嗜血的面孔。 无论是疯狂复仇、滥杀无辜的谢逊,还是不屈不挠的吴金草,还是潇洒不羁的向问天,他们都被青面獠牙的“本质”所掩盖。 你根本分不清灭绝师太到底讨厌谁,她讨厌所有戴着面具的人。

四郎等人也认为,种族灭绝主义者也有阻止对手“自我再生”的考虑。 就是正人君子常说的“除恶除恶,万事如意”。 在正派人士的想象中,魔教人物具有强大的煽动手段,他们无孔不入,天衣无缝,就像一种超级强大的病毒,随时都能煽动正派人士。 这种想象力有时与性别偏见有关,因此他们对名门望族之外的女性有更深的偏见。 从黄蓉到殷素素、赵敏,再到任盈盈、温青青,他们都经历过“巫女”的污名、美色的诱惑,以及对有为青年男子的伤害。 正派人不仅担心妖魔异端危害人类,更担心它们像病毒一样腐蚀“正义”队伍。 这也和古代的猎巫活动非常相似。 赫顿说,人们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巫师,因为他们担心邪恶会传染。

由于魔教就像病毒一样,参与“魔”的人都是潜在的感染者,很有可能成为邪教。 可敬的人们似乎陷入了感染的恐慌之中,必须彻底消灭潜在的病毒,将其根除。 但有些正派之人,却被魔迷惑,如被魔附身,他们是无辜的。 难道不也应该在“除恶尽行”的框架内铲除吗? 赫顿说,在猎巫人眼中,一个被邪灵附体而成为女巫的人,虽然无辜,但却是意志薄弱的证据。 该人不负责具体行动,但负责被附身。 也就是说,你们张翠山、刘正风,是被妖怪迷惑了。 虽然可怜,但也说明你的立场不坚定。 要么你和邪教徒彻底断绝关系,要么我把你劈成两半。 是选择“治病救人”还是“除恶除恶”,就看你能否摆脱这种被迷惑的状态了。

于是,嵩山派屠杀了刘正风的子孙弟子,神人皆愤慨。 然而,在正人君子自以为是的猎巫框架内,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三)

美国学者克劳斯·P·费舍尔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恐惧比作一种强迫症,类似于中世纪对女巫的恐惧。 在狂热的幻想和信仰的危险中,纳粹及其支持者产生了猎巫的“集体妄想”,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

正派之人也因为对邪灵、异端的憎恶而深受强迫症的困扰。 一方面,对“善恶判断”有着强烈的坚持。 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划清是非界限,仿佛在回避不洁的事物。 另一方面,存在危险的幻想。 当陶红樱说起自己杀死的假侍女时,她心里坐立不安,想象着龙门掌门无处不在,时刻监视着她。 并反复与面试官确认当时的细节,寻求安慰。

正如战争中的正义为战时不公正提供了理由一样,对正义的狂热信仰和恐惧的错觉最终为不公正的杀戮提供了道德理由。

这种情况也伤害了贵族家族中每一个特定的普通人。 丹尼尔·希罗说,杀戮是把他人还原为“本质”的一种表现。 但这不正是把自己人还原为“本质”的表现吗? 你是一个正直的名门望族,你的本质就是辨别善恶、铲除邪灵。 你不能同情田伯光,你不能与五八岗上的陌生人、陌生人交朋友,当灭绝师太砍别人的手臂时你不能有丝毫的心。 因为你是名门望族的正派人家,你的好结交英雄的心,你发自内心的厌恶杀戮的心,都必须化作“恨恨”四个字,写在你的额头上。 以道德之名肆意杀戮,将对手降低为一个象征,同时也将自己降低为一个象征。

除非你处于权力结构的顶端,否则你不会受到这种简化的影响。 洪七公在华山之巅拍着胸口说,他这辈子没有误杀过人。 看似表现出正直无私,实则隐含着一种凡尔赛式的炫耀:他实现了“不乱杀人”的自由。 张三丰勉强有资格调解正邪冲突。 左盟盟主不允许刘正风与魔宗长老论艺,却暗中将左盟高手培养为死卒。 善恶的判断,加剧了江湖权力结构的不平等。 顶级帮派的头目和头目可以跳出这种束缚,按照自己的良心或私利行事,甚至利用这种理念来铲除异己,聚集人气。 世间的普通弟子、普通帮派,只能戴上沉重的道德枷锁,把自己变成仇恨邪恶的杀人工具。

(四)

这种杀戮对“道德”本身造成的损害最为严重。

对正义的狂热信仰会导致不公正的杀戮。 后果就是,在金庸的世界里,正派和正派逐渐与虚伪划上了等号。 最讲正气、讲武功的群体,成了黑暗、算计的代名词,而邪恶的异端、小人则得到了另一种评价:残暴却坦率,邪恶却真诚。

邪教作为边缘群体,逐渐成为人们共情的对象。 在出身名门正直的伪君子的背景下,杀害无数妇女的田伯光和杀害无辜百姓的谢逊顿时成为光荣的英雄。 在林平的口中,直接杀害自己父母的于沧海和穆高峰比岳不群还要高尚:“(于、穆)杀了我的父亲和母亲,虽然恶毒恶毒,但仍然是天下小人的行径。” ”。 ,“不像……岳不群,用卑鄙狡诈的手段,得到了我家剑谱。”

如果是图谋图谋,就应该明目张胆地图谋图谋,决不能用仁义道德来掩盖。 最吊诡的意义反转发生在公平与阴谋之间:自称聪明的人因虚伪而不再聪明; 刺客因为诚实而不再阴暗。 这种想法最终影响的是真正正派的人——而不仅仅是正派的人。 风清扬在与令狐冲讨论面对正人君子是否应该使用卑鄙手段时,说过一句名言:“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天下之规矩。”武术,门派教条,都他妈的太臭了。” 这次讨论标志着对武林世界一切神圣事物的亵渎。 从此,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不再是正门的仁义道德,而是邪恶异端的亚文化。

然而,金庸世界中的邪恶异端与中世纪的巫师、纳粹德国时代的犹太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那就是巫师和犹太人的邪恶纯粹是妄想,而金庸世界里的邪恶异端确实是残忍嗜血反文明的。 为了批判启蒙运动带来的一元论风险和丰富现代文明的包容性,以赛亚·伯林刻意挖掘了一些反启蒙思想家和“异端”思想家的价值。 马克·莱拉批评他混淆了狼和羊的区别。 个别反启蒙思想家就像狼一样,对现代文明充满敌意。 (《以赛亚·柏林的遗产》,诺瓦出版社)

名正教以正当理由对魔教进行非正义的杀戮,但“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裂痕却让名正教名誉扫地,被扣上虚伪的帽子。 于是,魔教道德逐渐成为金庸世界的主角,狼性法则即将浮现。 赫顿指出,在西方文化中,狼被视为“自然界的巨大威胁”,是魔鬼的伪装; 在东方文化中,狼也是残忍和贪婪的代名词。 然而,从萧峰胸口刺狼、狼嚎一般,到古龙世界的萧十一郎几乎就是一头不被主流世界理解的荒野独狼。 马克·莱拉意义上的狼在竞技场上的收获越来越大。 一个值得同情的立场。 当“狼”成为褒义词并流行于世并走向寺庙时,伪君子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君子,而是成为了流氓。

风清扬也许不知道,他一生悲剧的根源并不是臭气熏天的武林规矩,而是对手不遵守武林规矩。